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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探访“童工”家庭：揭秘他们为何当“童工”

媒体探访“童工”家庭：揭秘他们为何当“童工”

近日，有媒体曝光，江苏省常熟市一些服装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事件撕开了社会的一道伤口。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满16周岁、本应在课堂上读书、无忧无虑地度过青春时光的孩子，站到了机器旁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他们及其家庭是被欺骗还是主动作出的选择？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前往此次事件中部分“童工”的家乡贵州省安顺市进行探访。

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

安顺市毗邻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是我国最早确定的甲类旅游开放城市之一。市内有驰名中外的黄果树、龙宫两个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拥有“中国瀑乡”“屯堡文化之乡”“蜡染之乡”“西部之秀”等美誉。

安顺是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区，海拔1300多米的十二茅坡就位于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

当地人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十二茅坡曾是军马场的分部之一，为部队繁殖养育军马。上世纪70年代军马场被撤，十二茅坡的农业开始兴起，出现了一些致力于白芨、石斛等中药材产业的公司，还有从事禽业的公司，漫山遍野种植了茶树和烟叶。

这片地广人稀的前军马场上，“原住民”并不多。如同工地附近经常出现打捣花工族聚居区一样，随着各种企业的兴盛，十二茅坡也开始吸引那些偏远地区的人前来淘金。

外乡人在这里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下破败不堪的房屋，自此驻留。

杨某朋（本版图文中人物均不显示全名——注）是此次媒体曝光后官方解救出的“童工”之一。此前，他就随着奶奶王某英一起生活在十二茅坡某间破旧的房屋里。

费尽周折找到王某英时，她正在成片茶山中的茶树丛间，蜷伏着身体，扒开茶树枝丫，在茶树的根部小心而费力地挖掘虫草。

“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能寻找虫草。”她拿掉头顶的茶树枝说，因为大量的采掘，虫草已经难以找寻。

“这里的虫草没有西藏的那么值钱。”她说，为了找寻到收购价为每根1.5元的虫草，需要运气，更需要劳作，“弯着腰挖半天，累得腰酸背疼”，每天能挖出三五十根，她就非常满意了。

此前，老人一家居住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本寨乡。寨子曾被火烧了3次，“没法住了”。于是，2011年，他们迁徙到十二茅坡。

购置“新家”花费了3万多元，几年前，老人的丈夫去世，买墓地、安葬也花了不少钱，家里由此欠下了债务。

迫于经济压力，老人的独子杨某海——“童工”杨某朋的父亲——和妻子去福建等地打工，砍毛竹。“很劳累的体力活，下雨天还做不了，收入低，每年给家里的钱也不多，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大事才回来。”王某英说。

在“童工”杨某朋外出打工前，65岁的王某英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妹妹留守，艰难地一起生活。

老人说，家里一方面希望孩子多读书，“长大了成才”，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杨某朋此前在邻近的鸡场中学念初一，“喜欢玩，管不了，孩子自己也不想读了”。

今年春节，也就是15岁的杨某朋念完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后，一个“老板”来到他们家门口，向大人表示可以带孩子出门去打工赚钱。

根据老人和当地民众九龙瑞香的描述，眼看着老家和“新家”周围的年轻人都出远门去打工，长辈们似乎已经确认了“年轻人就该出去打工”的铁律，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俨然成为无需讨论的固定模式，没有其他选择。至于什么年龄才能外出打工、“童工”是否违法等问题，他们并不太懂，也不在意。

家长和孩子都有这样的认识，就很容易和前来招工的“老板”达成共识。

当时，“招工”很快就完成了。大人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孩子的起居生活有没有着落，安全有没有保障，有没有谁能管教孩子让他不要学坏。对此，“老板”说，有老板管着，没事的。

大人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工资。双方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将孩子和钱一并送回来。

关于工资的数额，低收入的乡亲们很容易满足，往往是“老板”报出一个价格，父母感觉“大体差不多”就成交了。

就这样，今年农历正月，在邻居眼中“有点叛逆”的杨某朋被父母交给“老板”，“老板”承诺保证孩子的安全。随后，杨某朋便和后来出现在里的“童工”一道坐车去了厂里。

王某英和他的儿子儿媳并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之所以能产生信任，是因为有一个当地的成年人曾在“老板”那里干过两年，认识对方，“知道是做活的，不是做坏事的”。

至于孩子到“老板”的工厂每天干什么活、有没有任务、工作的时间有没有上限等问题，“什么都没说。”老人摇摇头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孙子学习成绩不算好，自己也不想读书，“不怎么服管教，让他出去吃点苦，懂得生活的辛苦以后，再看他愿不愿继续读书。”

这是杨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老人说，家里不指望他挣多少钱。

杨某朋到了工厂后，曾给家里打过，但没寄过钱。他在中告诉老人，“别担心，吃的穿的都有，住的也不错”。

老人带着他的两个分别念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妹妹，继续在十二茅坡留守。

杨某朋的离开，并未显著减轻一家人的生活压力，老人仍然过得非常拮据，盼望着能在抚养两个孙女长大的间隙，能有点零工做。

但这个65岁的老奶奶在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什么竞争力，除了采茶，其他每天能挣几十元不等的工作都不要她。

相比未来的规划，生活的艰辛迫使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更重视当下怎样能活得更好。就这样，少年杨某朋离开十二茅坡，成为一名“童工”。

“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发现的“童工”中，14岁的黎某龙和杨某朋一样居住在十二茅坡，两人的房屋前后排挨着。

黎某龙的家里摆放着一台“songli”牌电视机，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此外，除了电饭煲、已不能脱水的老式洗衣机、电灯，就没有了任何电器。

房屋的墙壁裂开了口子，石灰大片脱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砖。

对于的造访，黎某龙的母亲杨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没进过学堂，连名字都不会写。”她风一般地跑出去，叫来自己的亲戚、同时也是邻居的熊女士和一起交谈。

前些年，黎某龙48岁的父亲黎某昌在安顺等邻近地区打工，维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龙也开始打工后，父亲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挣得更多。

黎某龙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16岁的姐姐黎某健现在念初三，成绩比较好，获得了奖状，希望能继续念书；10岁的三妹正在念小学三年级；8岁的四妹念一年级。

熊女士告诉，杨某妹一家生活的贫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她看来，这种极度的贫困，是黎某龙小小年纪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类芦属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几天，杨某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碰巧有人过来收废品，她就把一个废旧的烤火炉子当废铁卖了，3毛一斤，卖了15元。”熊女士说，“她靠这15元支撑了几天，现在又没有钱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杨某妹会一个人吃午饭，中午从来没有见她吃过肉。”熊女士噙着泪说，杨某妹经常用一点辣椒、加上没油的野菜，就着一碗饭，冲点水而后机电控制卡根据指令产生相应的脉冲频率和脉冲频率变化率，“泡着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却没钱了，发烧、头疼，还晕倒了，我就借给她100元，让她到医院去看看。”熊女士说，“没想到，过了几天，她把钱还给了我，说自己在床上睡了几天，多喝开水，没去医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这一家子住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某村，因为那里的房子已经破旧得无法住人，“实在没办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这个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机会的地方，杨某妹希望能分担丈夫的压力。

“老板需要零工的时候，我就去。”让她沮丧的是，没文化还得照顾孩子的妇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长时间干活的人，“我很难打上工，一个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错了。那些老板说，‘你是带娃娃的人’。”

46岁的杨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传统农业补贴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让一家人吃上饭，“实在没钱了也能卖一点钱”。

尽管生活得非常节俭，但这个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万多元的外债。

债务源于购房，也因为医治孩子的病：今年上半年，三女儿黎某芊不小心摔伤了手臂，在紫云县医院治疗，花了1万多元；前年，四女儿黎某欢也曾到贵阳做过手术，花了5000多元。

这样贫困的家庭，为什么会生育4个孩子？杨某妹称“大家都这样”——在偏僻的山乡，一带又一代的老人传递着“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认为多几个孩子，孩子们之间也相互有个帮衬。

夫妇俩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开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读书。

念幼儿园时，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们勉力维持。到了义务教育阶段，仍需要给孩子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安全，两个女儿每半年还需要分别交纳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费。

这些开支让这个家庭一直处于困境。“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杨某妹说，自己劝过孩子继续读书，可儿子说，家境不好，自己成绩也不好，“不如出去挣点钱”。

“我们就让他出去试一试，如果能适应，以后再说。”杨某妹说，“如果适应不了，就回家继续读书，长大一些以后，再决定是不是出去打工。”

黎某龙在念完小学六年级后，今年开始外出打工。无论是在紫云县的老家，还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几乎所有离校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没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属于“童工”。

黎某龙没有，每次和家里联系都要借别人的，如果家里打来，也需要打通别人的后，约定一个时间再拨打过去。

中，黎某龙告诉家人，“老板”对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时也会抱怨，说加夜班受不了”。

听见这样的话，杨某妹就觉得心里难受，劝孩子回来，可孩子表示，至少要坚持1年，“过年回来了再看”。

黎某龙离开家庭的过程，和杨某朋几乎是一样的。

“‘老板’到我家门口来，说带孩子出去打工。”杨某妹回忆说，对方提出工资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同意了。

至于具体去干什么工作、每天干多长时间、必须完成多少工作量、如何保证孩子必要的休息等细节，双方并没有明确议定。

双方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合同，仅仅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把孩子送回家，到时候把钱一并交给大人。

为了让“老板”对孩子好一点，心疼孩子的杨某妹还给“老板”送了花生核桃，这是她当时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

杨某妹和丈夫并不知道将自己孩子带走的“老板”姓甚名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老板”还是“中介”。

这些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父母，坚信“老板”会恪守当初面对面许下的承诺。

在采访中，对于的提问，杨某妹很少清晰回答，只能不断地从不同侧面和她交谈，尽力拼凑出她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对于“是否相信过‘知识改变命运’”“周围有没有人通过读书考上大学而获得好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希望复制那些‘榜样’们的人生”等问题，尽管用最平易的话进行了“翻译”，杨某妹仍显得茫然，没有正面作出清晰的回答。

“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辗转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童工”韦某温泉棘豆胜家里后，听到的是同样悲伤的故事。

15岁的韦某胜居住在安顺市宁谷镇某村，家门口就是学校，到访时，学校里正传出琅琅读书由于它较高的强度和良好的可生物降解性声。

韦某胜79岁讷口少言的爷爷韦某华呆坐在火炉旁，炉里燃烧着他砍来的树枝，老人的背部几十年都长着一个碗大的瘤子。火炉旁还有78岁病重的奶奶——她的身体状况看上去非常差，乡邻说，她“不能动，不能讲话，坐着就不能起来”。

韦某华共有5个儿女，目前随小儿子韦某平——“童工”韦某胜的父亲——一起生活。

韦某华说，小儿子从未念过书，“没什么文化”，此前曾到浙江、广东等地打工，“干体力活”。今年，因为母亲病重，韦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在家里守护母亲，偶尔去打零工。

每一个细节都透出这个家庭的贫困：石头砌成的房子已经裂口，裂口最宽的地方，足以将手掌放进去，“要不是用棍棒撑着，可能就会垮”。

贫穷深深地改变了这个家庭，“有时甚至连吃盐都成问题”，几年前，韦某胜的母亲决绝地离开了这个家庭。

“虽然穷，我们还是尽量节约，想让小孩多识几个字。”韦某华盯着的眼睛说。

在乡邻们看来，小学和初中阶段尽管交钱并不多，但仍有一些各种名目的费用，“还是得花钱”。而外出打工，虽然未必能赚多少钱，“但过年起码能买一件衣服”。

部分乡亲已经听说了韦某胜成为中的“童工”的事，但他们并不认为做“童工”是错误的决定，相反，是一个“不得不这么做”的决定，“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要养活这一大家人，他父亲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岁的爷爷还得去干农活。”乡亲们说，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谷子每斤一元零几分，老人种的所有粮食“值不了几个钱”，“现在种地基本不赚钱，年轻人还能喂牛喂马，可是他一个快80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喂牛喂马了”。

按照这样的逻辑，乡亲们认为，在韦某胜的父亲因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韦某胜成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乡亲们掰着手指头介绍说，村里14~18岁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他们并不清楚“童工”的定义，对于其中16岁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数量并没有印清除杂物时必须停机进行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韦某胜一个人”。

在交谈中，乡亲们固然并不认为“读书无用”，但对“读书有用”的观点也并不坚守。对于是否每个家庭都能承担高中、大学阶段的投入，以及“砸锅卖铁”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带来体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们并不抱有绝对的信心，“有一些大学生也挣不到钱”。因此，对于那些成绩较差、未体现出读书潜质的孩子，这些农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弃。

在采访中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状况是，“童工”家庭甚至都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也未对其身份、工作方式、管理方法等信息，进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实。

当地有传言说，曾有“童工”误入传销行业。这样的悲剧，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探访中，贫困是显而易见的，对很多问题的答案，却藏在每个人的心里，没有人说出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活的贫穷、对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同理解，让孩子们离开了课桌，过早地在成人世界的惊涛骇浪中拉扯起自己并不结实的风帆。